京城的社会风貌，其实一直都是在不声不响中发生着有趣的变化。
尤其是1983年春节过后，有许多与民生有关的新改变，都是可以和1982年能够明显划分区别开的。
可以说是这一年独有的鲜明标志。
就比如说京城第一家超市在海淀区开业的事儿。
三十年后的人们肯定非常清楚，与传统百货商店相比，超市最大的不同就是商品的陈列和销售方法。
前者把商品摆在柜台上，顾客只能隔着玻璃或橱窗看。
如果看中了，要通过售货员吧东西拿出来，决定购买后向售货员付款。
这叫闭架销售。
而与之相对应，超市采用的是开架销售方式。
商品都摆在货架上，顾客可以在商品区任意穿行，随心选择。
看上什么东西合适，直接放在超市提供的篮子里，到出口处再统一结账。
所以正是因此，当京城出现第一家超市的时候。
像这种商业模式的店铺还不叫“超市”，而是叫做“自选商场”。
仅从名字就能直接体现出这种独特的购物模式来。
但非常可惜的是，由于人们还缺乏对这种商业模式的真正了解，最初的经营手法就是简单的照搬国外。
因此这家开创了京城先河的超市只能算是“东施效颦”的产物。
它的缺陷很明显，首先面积只有二百平方米那么大，一次挤进一百个顾客就会转不开身。
经营的内容也很有限，只出售蔬菜和肉食两种商品。
关键是价格昂贵，居然比起不远处的菜市场贵不少。
绝大多数的京城人好奇地进来转一圈，马上就会吐着舌头逃出去了。
真正的购买者几乎都是外国人。
但偏偏就连花钱的老外们也在抱怨。
因为包装袋上只有价格而没有商品名称和质量，以至于他们常常会把鸡肉当成猪肉买走。
那么很显然，京城的老百姓距离真正能享受到购物自由的生活，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。
根本就没法指望这样的店铺来改变京城老百姓的消费习惯。
与第一家超市不同，另一件更为引人瞩目的新兴事物，在这一年开始实质地影响大部分的百姓生活。
那就是在房屋上方出现的电视天线。
由于老百姓买回家的电视机的数目越来越多，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，为电视画面质量而烦恼。
于是户外天线就成了收看电视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。
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电视信号的传输主要受地面情况和天气状况的影响，户外天线只能起到心理安慰作用。
但老百姓们却不可避免地去相信一种他们更愿意相信的说法。
那就是电视机的信号是有限的，收看电视的人越多，互相受到干扰就越严重。
就这样，人们开始争前恐后地把捆绑着铜管或铝管的竹竿竖立起来，以“鹤立鸡群”的方式绑在屋脊上，指向天空。
从此，一旦赶上恶劣天气，电视收看效果不好的时候。
就总会有人自告奋勇的上房蹬瓦去摆弄这些电视天线，努力把电视天线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。
这甚至成了当时值得夸耀，让人高看一眼的特殊技能。
于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们不甘落后，前仆后继的效仿下，最终就出现了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年代才会出现的别致风景。
放眼望去，整个城市的屋脊上都林立着高高杆子，时常会有鸟雀安静地守望在细而稳固的天线上。
建筑与自然和谐地浑然一体。
房屋、树木、天空、天线上活物儿的点缀，和晚霞中的地平线一起，构成了一副美妙的画面。
然而在所有新变化中，要说与宁卫民关联最大的变化，那无疑还是西装的盛行。
或许是因为《新闻联播》节目后的黄金时段广告效果显著。
西装的流行风，居然比原本历史的时间节点提前了不少。
于是由此开始，我们的国家彻底结束了“蓝海洋”、“绿海洋”的历史。
就连国家高层会务的服装也开始变得丰富起来。
中山装、西装、军装、夹克，从此都可以看到了。
再也不会有人会因为穿西装，而被扣上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的帽子了。
顶多了，那些思想一时还难以转变的“顽固派”，就只能对穿西装的人，说上一句“尽搞标新立异”而已。
至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，更是让国内整个服装行业欣喜若狂的。
西装的需求急速提升，再不似以往，只限于出国人员和少数思想开放的精英阶层。
首先京城几乎所有的大照相馆，能拍婚纱照的，几乎都得置办几身西装。
不少结婚的新人，从此也开始选择自己购买西服，充当结婚的礼服。
其次就是高校的教授和研究所的专家们，以及演艺界的名人，和许多单位的一二把手。
为了体面，为了响应高层的提倡，也开始购买西装。
这其中甚至囊括了有许多曾经对西装嗤之以鼻的人。
然后这种效果又从他们的身上传导到了各单位的中层领导，基层干部……
不用说，社会需要的爆发式激增，大大刺激了生产和商业的繁荣。
比如王府井百货大楼，所销售的一批西装成衣，凡响异常热烈。
过去要卖上三四个月的货，几乎两周就一扫而光。
纺织布匹柜台前顾客也开始日益增多，几乎新增加的需求都是要买布料做西装的。
还有和皮尔·卡顿合作的红联服装厂。
也因为订单激增，专门跟部里申请外汇，要从日本引进一条先进的西装生产线。
这条生产线做工精细，缝制烫熨全部实现自动化。
如果建成，预计一年可以生产西服三十万件。
个体户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。
有人开始倒卖从花城弄过来的港式西服和日式西服。
按说呢，通过紧跟社会热点挣点快钱，其实是无可厚非的。
必须肯定这些个体户眼光准，脑子灵。
但有人卖的是滚包西服，这可就比较丧良心了。
因为所谓的“滚包货”，是打着外贸服的名义，入港时被水压机压缩成的一立方米大小的货包而得名。
每包大概有二百件左右的货品，质量参差不齐，款式杂乱。
一般每款仅此一件，有的上面还有血迹。
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从国外运来的“洋垃圾”，通过港城转道进入内地。
这种货，有毒，只有经过翻新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骗人。
总之，这股风一刮起来，就是从上及下不可抑制之势，无休无止的散发开来。
大到服装厂、百货大楼，中到制衣店、布料店，小到裁缝铺、个体户，统统因此利润激增，且深受其影响。
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皮尔·卡顿专营店利润继续攀升根本毫无悬念，更是形势一片大好。
但反过来，宁卫民在总公司这边，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，也就显得尤为诡异了。
他让整个公司的上上下下，都不禁为之晕头转向。
从宋华桂到前台的接待员，每一个人都摸不着头脑。
那宁卫民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？
先说明面上的。
借助例会，宁卫民在跟公司汇报完游园会的成果之后，先把后续的书市项目摆了出来。
并且说成是服务局和天坛园方联合提出的建议。
其目的，就是想以一种被动的无奈姿态，来作为自己退出专营店竞争的借口。
宁卫民声称，鉴于斋宫陈列馆的工作日益复杂，而自己能力有限。
他已经没办法同时兼顾专营店的工作。
因此他就只想专心做好斋宫方面的工作。
以稳定斋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声誉、影响力，以及与合作单位的良好关系为优先。
那么专营店的业务拓展，就只能靠邹经理尽一把力了。
同时他也提出，考虑到具体工作需要，邹经理今后显然比他更需要汽车作为代步工具。
那他也不好再白白占用公司的资源，于是还建议公司就把这辆车划归邹经理使用。
好嘛，就宁卫民的这些建议。
哪一条，都跟小狗满地打滚，露肚皮求饶效果差不多啊。
最关键的还是不明原因啊。
谁都没法相信，也根本想不通，过去的硬骨头，向来都是和大家硬抗到底的宁卫民。
为什么会在自己大有胜算的时候，态度大变，向竞争对手示好。
这不是自毁前程，纯属吃拧了吗？
所以当时的与会现场完全僵住了，大家无比大眼瞪小眼。
一时间，都不知该如何表态了。
甚至就连最大的获益者邹国栋都懵了。
说心里话，他是真想答应，可又有点不敢，他怕宁卫民有诈啊。
最终，还是宋华桂又找宁卫民谈了一次话。
确信宁卫民是真的这么想，纯粹是以公司利益出发，这事儿才算就此确定下来。
然而接下来，还没等大家回过味儿来，没等宋华桂想好怎么补偿宁卫民。
这下子又在私下里继续出招了。
这次是他把邹经理、沙经理这些曾经借过他钱的人一起约到外面去吃饭。
主要的用意就是想缓和和大家的关系。
宁卫民在席间，自称过去年轻不懂事，自私了些，没太在乎职场中的规矩。
其实应该讲究个你好、我好、大家好，不能总是自己捞实惠，让别人白白眼看着。
难怪大家都对他有意见。
所以他现在要弥补自己的错误。跟大家商量一下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事儿。
第一件是有关权力。
宁卫民分析了一下公司目前的业务需要和行业优势。
认为是时候让公司联合国家相关部门，举办模特大赛，并且开拓模特经济代理业务的时候了。
这样的话，不但能保证公司始终在行业高端占据优势地位，等于参与了行业规则的制定。
而且这两项业务的开拓，也会带来更多的职位。
不但大家安插亲信，任用私人会很方便。
尤其是一旦他们自己能进入模特大赛的组委会，那今后在整个行业说话都是有份量的。
手里权力含金量绝对不一样了。
还有媒体的曝光度呢？ 这种大赛等同选美，必然为世人所关注。
能出名，同样也是一种人生资本。
第二件则是有关金钱。
宁卫民居然把自己从邮票上取利的事儿给公开了。
他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基本的集邮知识，并且介绍了一下邮票的投机状况。
最终结论就是一条，有钱可以大家一块挣。
大家如果愿意参与进来，是由他提供建议，大家自己买邮票投资也好。
有或者是是把钱借给他用，他直接付给大家利息也好。
反正他是把自己挣钱的道儿指给大家了。
于是这样一来，宁卫民和总公司这帮同事的关系还真就不一样了。
那不是大大的缓和，而是几乎根本性的逆转。
谁吃过这顿饭，都张口闭口把宁卫民当兄弟了。
因为正如康术德所说的那样，同事之间哪儿会有么生死仇敌啊？ 无非就是面子和利益。
只要这两件事儿摆平了，理顺了，所谓的敌意也就自然消失了。
事实正是如此，要知道，宁卫民虽然还曾用借钱不还威胁过沙经理。
可实际上还钱的时候他相当准时，也相当大方。
不但没少给，反而为了凑整还多给了一些利息。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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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1983年春节过后，有许多与民生有关的新改变，都是可以和1982年能够明显划分区别开的。
可以说是这一年独有的鲜明标志。
就比如说京城第一家超市在海淀区开业的事儿。
三十年后的人们肯定非常清楚，与传统百货商店相比，超市最大的不同就是商品的陈列和销售方法。
前者把商品摆在柜台上，顾客只能隔着玻璃或橱窗看。
如果看中了，要通过售货员吧东西拿出来，决定购买后向售货员付款。
这叫闭架销售。
而与之相对应，超市采用的是开架销售方式。
商品都摆在货架上，顾客可以在商品区任意穿行，随心选择。
看上什么东西合适，直接放在超市提供的篮子里，到出口处再统一结账。
所以正是因此，当京城出现第一家超市的时候。
像这种商业模式的店铺还不叫“超市”，而是叫做“自选商场”。
仅从名字就能直接体现出这种独特的购物模式来。
但非常可惜的是，由于人们还缺乏对这种商业模式的真正了解，最初的经营手法就是简单的照搬国外。
因此这家开创了京城先河的超市只能算是“东施效颦”的产物。
它的缺陷很明显，首先面积只有二百平方米那么大，一次挤进一百个顾客就会转不开身。
经营的内容也很有限，只出售蔬菜和肉食两种商品。
关键是价格昂贵，居然比起不远处的菜市场贵不少。
绝大多数的京城人好奇地进来转一圈，马上就会吐着舌头逃出去了。
真正的购买者几乎都是外国人。
但偏偏就连花钱的老外们也在抱怨。
因为包装袋上只有价格而没有商品名称和质量，以至于他们常常会把鸡肉当成猪肉买走。
那么很显然，京城的老百姓距离真正能享受到购物自由的生活，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。
根本就没法指望这样的店铺来改变京城老百姓的消费习惯。
与第一家超市不同，另一件更为引人瞩目的新兴事物，在这一年开始实质地影响大部分的百姓生活。
那就是在房屋上方出现的电视天线。
由于老百姓买回家的电视机的数目越来越多，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，为电视画面质量而烦恼。
于是户外天线就成了收看电视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。
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电视信号的传输主要受地面情况和天气状况的影响，户外天线只能起到心理安慰作用。
但老百姓们却不可避免地去相信一种他们更愿意相信的说法。
那就是电视机的信号是有限的，收看电视的人越多，互相受到干扰就越严重。
就这样，人们开始争前恐后地把捆绑着铜管或铝管的竹竿竖立起来，以“鹤立鸡群”的方式绑在屋脊上，指向天空。
从此，一旦赶上恶劣天气，电视收看效果不好的时候。
就总会有人自告奋勇的上房蹬瓦去摆弄这些电视天线，努力把电视天线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。
这甚至成了当时值得夸耀，让人高看一眼的特殊技能。
于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们不甘落后，前仆后继的效仿下，最终就出现了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年代才会出现的别致风景。
放眼望去，整个城市的屋脊上都林立着高高杆子，时常会有鸟雀安静地守望在细而稳固的天线上。
建筑与自然和谐地浑然一体。
房屋、树木、天空、天线上活物儿的点缀，和晚霞中的地平线一起，构成了一副美妙的画面。
然而在所有新变化中，要说与宁卫民关联最大的变化，那无疑还是西装的盛行。
或许是因为《新闻联播》节目后的黄金时段广告效果显著。
西装的流行风，居然比原本历史的时间节点提前了不少。
于是由此开始，我们的国家彻底结束了“蓝海洋”、“绿海洋”的历史。
就连国家高层会务的服装也开始变得丰富起来。
中山装、西装、军装、夹克，从此都可以看到了。
再也不会有人会因为穿西装，而被扣上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的帽子了。
顶多了，那些思想一时还难以转变的“顽固派”，就只能对穿西装的人，说上一句“尽搞标新立异”而已。
至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，更是让国内整个服装行业欣喜若狂的。
西装的需求急速提升，再不似以往，只限于出国人员和少数思想开放的精英阶层。
首先京城几乎所有的大照相馆，能拍婚纱照的，几乎都得置办几身西装。
不少结婚的新人，从此也开始选择自己购买西服，充当结婚的礼服。
其次就是高校的教授和研究所的专家们，以及演艺界的名人，和许多单位的一二把手。
为了体面，为了响应高层的提倡，也开始购买西装。
这其中甚至囊括了有许多曾经对西装嗤之以鼻的人。
然后这种效果又从他们的身上传导到了各单位的中层领导，基层干部……
不用说，社会需要的爆发式激增，大大刺激了生产和商业的繁荣。
比如王府井百货大楼，所销售的一批西装成衣，凡响异常热烈。
过去要卖上三四个月的货，几乎两周就一扫而光。
纺织布匹柜台前顾客也开始日益增多，几乎新增加的需求都是要买布料做西装的。
还有和皮尔·卡顿合作的红联服装厂。
也因为订单激增，专门跟部里申请外汇，要从日本引进一条先进的西装生产线。
这条生产线做工精细，缝制烫熨全部实现自动化。
如果建成，预计一年可以生产西服三十万件。
个体户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。
有人开始倒卖从花城弄过来的港式西服和日式西服。
按说呢，通过紧跟社会热点挣点快钱，其实是无可厚非的。
必须肯定这些个体户眼光准，脑子灵。
但有人卖的是滚包西服，这可就比较丧良心了。
因为所谓的“滚包货”，是打着外贸服的名义，入港时被水压机压缩成的一立方米大小的货包而得名。
每包大概有二百件左右的货品，质量参差不齐，款式杂乱。
一般每款仅此一件，有的上面还有血迹。
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从国外运来的“洋垃圾”，通过港城转道进入内地。
这种货，有毒，只有经过翻新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骗人。
总之，这股风一刮起来，就是从上及下不可抑制之势，无休无止的散发开来。
大到服装厂、百货大楼，中到制衣店、布料店，小到裁缝铺、个体户，统统因此利润激增，且深受其影响。
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皮尔·卡顿专营店利润继续攀升根本毫无悬念，更是形势一片大好。
但反过来，宁卫民在总公司这边，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，也就显得尤为诡异了。
他让整个公司的上上下下，都不禁为之晕头转向。
从宋华桂到前台的接待员，每一个人都摸不着头脑。
那宁卫民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？
先说明面上的。
借助例会，宁卫民在跟公司汇报完游园会的成果之后，先把后续的书市项目摆了出来。
并且说成是服务局和天坛园方联合提出的建议。
其目的，就是想以一种被动的无奈姿态，来作为自己退出专营店竞争的借口。
宁卫民声称，鉴于斋宫陈列馆的工作日益复杂，而自己能力有限。
他已经没办法同时兼顾专营店的工作。
因此他就只想专心做好斋宫方面的工作。
以稳定斋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声誉、影响力，以及与合作单位的良好关系为优先。
那么专营店的业务拓展，就只能靠邹经理尽一把力了。
同时他也提出，考虑到具体工作需要，邹经理今后显然比他更需要汽车作为代步工具。
那他也不好再白白占用公司的资源，于是还建议公司就把这辆车划归邹经理使用。
好嘛，就宁卫民的这些建议。
哪一条，都跟小狗满地打滚，露肚皮求饶效果差不多啊。
最关键的还是不明原因啊。
谁都没法相信，也根本想不通，过去的硬骨头，向来都是和大家硬抗到底的宁卫民。
为什么会在自己大有胜算的时候，态度大变，向竞争对手示好。
这不是自毁前程，纯属吃拧了吗？
所以当时的与会现场完全僵住了，大家无比大眼瞪小眼。
一时间，都不知该如何表态了。
甚至就连最大的获益者邹国栋都懵了。
说心里话，他是真想答应，可又有点不敢，他怕宁卫民有诈啊。
最终，还是宋华桂又找宁卫民谈了一次话。
确信宁卫民是真的这么想，纯粹是以公司利益出发，这事儿才算就此确定下来。
然而接下来，还没等大家回过味儿来，没等宋华桂想好怎么补偿宁卫民。
这下子又在私下里继续出招了。
这次是他把邹经理、沙经理这些曾经借过他钱的人一起约到外面去吃饭。
主要的用意就是想缓和和大家的关系。
宁卫民在席间，自称过去年轻不懂事，自私了些，没太在乎职场中的规矩。
其实应该讲究个你好、我好、大家好，不能总是自己捞实惠，让别人白白眼看着。
难怪大家都对他有意见。
所以他现在要弥补自己的错误。跟大家商量一下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事儿。
第一件是有关权力。
宁卫民分析了一下公司目前的业务需要和行业优势。
认为是时候让公司联合国家相关部门，举办模特大赛，并且开拓模特经济代理业务的时候了。
这样的话，不但能保证公司始终在行业高端占据优势地位，等于参与了行业规则的制定。
而且这两项业务的开拓，也会带来更多的职位。
不但大家安插亲信，任用私人会很方便。
尤其是一旦他们自己能进入模特大赛的组委会，那今后在整个行业说话都是有份量的。
手里权力含金量绝对不一样了。
还有媒体的曝光度呢？ 这种大赛等同选美，必然为世人所关注。
能出名，同样也是一种人生资本。
第二件则是有关金钱。
宁卫民居然把自己从邮票上取利的事儿给公开了。
他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基本的集邮知识，并且介绍了一下邮票的投机状况。
最终结论就是一条，有钱可以大家一块挣。
大家如果愿意参与进来，是由他提供建议，大家自己买邮票投资也好。
有或者是是把钱借给他用，他直接付给大家利息也好。
反正他是把自己挣钱的道儿指给大家了。
于是这样一来，宁卫民和总公司这帮同事的关系还真就不一样了。
那不是大大的缓和，而是几乎根本性的逆转。
谁吃过这顿饭，都张口闭口把宁卫民当兄弟了。
因为正如康术德所说的那样，同事之间哪儿会有么生死仇敌啊？ 无非就是面子和利益。
只要这两件事儿摆平了，理顺了，所谓的敌意也就自然消失了。
事实正是如此，要知道，宁卫民虽然还曾用借钱不还威胁过沙经理。
可实际上还钱的时候他相当准时，也相当大方。
不但没少给，反而为了凑整还多给了一些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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