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走沉翼等人离开行宫，看着面前摇动的烛火，朱祁玉陷入一阵沉思。
任何一个王朝走到末期，逃不开的就是财政问题，大明自然亦是如此。
当然，这句话反过来说，也同样成立。
当财政问题严重到火烧眉毛的地步的时候，一个王朝也就该走到穷途末路了。
游荡百年，朱祁玉亲眼见过，自己那位穿着打补丁龙袍的后辈皇帝，是如何的勤俭，但是，要知道，就在那位登基前二十年的时候，朝廷还能起万历三大征。
都说万历荒废朝政，苛收矿税，天启宠信阉党，一手遮天，可他们在位的时候，大明固然积弊重重，却不至于被逼的没有钱粮可用。
可到了崇祯年间，短短十年，大明的国库便空空如也，钱到哪里去了？
当然不会在百姓手里，不然的话，各地也不会烽烟四起。
朱祁玉虽然盘桓在紫禁城中，但是历经百年沧桑，他的目光比崇祯要透彻的多。
这些钱粮，无非是进了各地官员的囊中，进了那些走南闯北的商贾手中。
想那徐阶谓之清流，可家中田亩竟能超过二十万亩，数万织工，这样的人，被称为官场楷模，可以见得嘉靖朝的官场，已经烂成了什么样子。
数遍整个大明晚期，真正能称得上清流的，实际上也就海瑞一人。
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这个人，敢说实话！
治安疏里，海瑞写‘天下人不直陛下久已’，这是实话，事实上，最迟从嘉靖的时候起，大明的皇帝，就已经掌控不了大臣了。
嘉靖以权术闻名，将朝堂上下玩弄于鼓掌之上，但是，作为一个皇帝，朱祁玉仍旧觉得他是可悲的。
诚然，他能够稳坐帝位，和能够控制朝堂脱不了关系，但是，控制和掌控是不同的。
大礼议让所有人认清楚了嘉靖是一个怎样的皇帝，所以，嘉靖朝的大臣，一边畏惧帝威，一边又胆大包天，欺上瞒下。
一边阿谀奉承，海晏河清，一边又自谓清流，不与严党为伍。
嘉靖能控制朝堂，但是，控制不了人心。
整个嘉靖朝，看似歌舞升平，一切尽在皇帝掌控之中，但是实则不过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
满朝上下，只有海瑞敢说实话。
那时初到淳安县上任，海瑞便揭开了官场上最大的一块遮羞布。
区区一个七品县令，每年的常例银核算下来，近两千两银子，是俸禄的十余倍，这还是在‘两袖清风’，不贪渎，不受贿的情况下，官场上下默认的收入。
全国一千四百二十七个县，一百六十三个府，三十二个州，一个个的官员，趴在百姓的身上吸血盘剥，恶之若此。
然而在嘉靖的耳边，日日回荡的却是皇上圣明，天下太平，万民称颂，海晏河清。
日子久了，嘉靖自己都相信了，安心在道观修道，岂不知，大明社稷，已在他手中走向了倾覆的道路。
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这也是朱祁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话。
朝无正臣，天子必受蒙蔽，即便帝位坐的再稳，眼不见百姓苦难，耳不闻天下真相，则社稷终将崩塌倾覆。
正因于此，很多的手段，朱祁玉不愿去用，有些底线，朱祁玉也不愿去破，所以很多时候，他选的是更难走的路。
可是路越难走，或许正意味着，那是对的方向。
道德经有云，治大国，若烹小鲜，须得时时刻刻谨慎小心，不可放肆妄为。
所以即便是看过了百年风云，朱祁玉在推行每一项政令的时候，依旧斟酌再三。
母庸置疑，这其中，财政问题是重中之重。
治国之道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，最紧要的，无非财政与吏治而已。
国库有钱有粮，官员能奉公自守，国力自然蒸蒸日上。
上林苑一事，说白了，是吏治的问题。
朱祁玉心里清楚，像是陈庸这样的人，朝廷里大把大把的。
身在一个冷清衙门，前途无望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捞银子，保官位，贪腐行贿两项全能，但是唯独不会好好做事，这其实是如今很多衙门的现状，尤其是地方上，这种状况并不罕见。
而且说起来，这种风气之所以会兴起，其实和王振脱不开关系。
往前倒太宗，仁宗，宣宗朝，别的尚且不说，至少吏治尚算清明，这其中既有洪武朝严刑峻法的威慑，也有历代天子的约束。
但是到三杨逝世，朱祁镇偏听偏信，任由王振擅权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吏治便受到了彻底的破坏。
王振大肆收受贿赂，凡入见者，少则需进百两，多则上千两，令官场之上，行贿之风盛行。
卖官鬻爵，将朝廷官职明码标价，更是让铨选制度形同虚设，无数德行不修，只知熘须拍马之辈走马上任。
这些人到任之后，对上阿谀奉承，大行贿赂之风，对下盘剥百姓，消耗民力，令官场风气污浊不堪。
朱祁玉当然能看得出来，刚刚在殿中，陈镒感叹于他对吏部的轻拿轻放。
但是，除开对王文的偏宠，朱祁玉更清楚的是，去岁的京察，本质上并不是一次彻底的以澄清吏治为目的的行动。
那个时候，他刚刚登基，朝中有大量顽固的太上皇一党，与其说那是一次整饬吏治的行动，其实更像是以吏部为尖刀排除异己。
不管外界如何议论，但是朱祁玉自己，对于这些事情，认知是很清晰的。
那次京察，衡量官员的标准除了才能，德行，更重要的是立场。
借着那次机会，他把一些德行不修，才能不足，更重要的是，立场坚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，给统统贬谪了出去。
但是，出于稳定朝局的考虑，很多立场中立或者是亲近新天子的大臣，哪怕存在问题，也依旧没有过分苛责。
如果纯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，这样做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可是，朱祁玉心里也同样明白的是，很多时候，道理和利益，是要取平衡的。
他当然不是朱祁镇那样任性妄为的君主，也不是嘉靖那样只顾利益的权谋之徒，但是，这不代表，他是一个只会拘泥于道理的君子，该变通时变通，该持正是持正。
朱祁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么，坚守本心，一切就不会出错。
至于这其中的取舍得失，是一个君王也必经之路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并非整饬吏治，那么，拿这一点来苛责王文，显然是不妥的。
只不过，这些话，明面上不能说出来而已，落在朝臣的眼中，也只能是天子对王文的偏爱了。
当然，即便京察的核心目的不是整饬吏治，但是，也对澄清官场是有一定作用的。
至少，朱祁玉能够担保的是，如今的朝堂上，重臣当中，大多是能够持正的。
似于谦这种纯纯两袖清风，家无余财，全心全意为大明奉献的道德模范就不说了，其他的重臣，诸如沉翼，陈镒，乃至是江渊，朱鉴这些人，固然性格各有不同，立场也有殊异，但是至少在德行一道上，是没什么大问题的。
当然，身为朝廷重臣，他们也不可能跟于谦一样，纯靠俸禄过日子，常例银子，炭敬冰敬之类的灰色收入，该有还是有的，不过贪污受贿这种事情，基本是不存在的。
这一点，朱祁玉是有把握的。
这也是他迄今为止，除了于谦和王文之外，鲜少对大臣有所偏宠，或者说基本没有将很多大臣收为左膀右臂的原因所在。
天子的信任，很多时候其实是双刃剑，稍有不慎，若是宠信的人德行不修，那么，便是奸臣奸宦，对于朝堂社稷的影响，是难以估量的。
天子居九重，不偏不倚，实际上才是最理想化的状态，可惜，这基本不可能做到。
而且，即便是朱祁玉能够谨慎自守，但是，如今能够保证的，也只有朝堂上重臣的基本操守，底下的很多官员，依旧旧习难改，上林苑之事，就是一次典型事件。
京城官员尚且如此，更不要提地方上，只怕更是严重。
这些事情，朱祁玉心中都有数，但是，作为一个成熟的帝王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沉着冷静，不能任性妄为，哪怕做的是对的事，也是一样。
借着上林苑监一事，朱祁玉原本可以掀起一场吏治整顿，但是，显然，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
吏治固然是一个大问题，但是，军屯，互市，漕运，赋役，朝廷当中亟待处置的事情有很多，还是要一件件来。
至于财政问题，它跟吏治息息相关，但又不尽相同。
还是那句话，历来财政，无非开源节流，所谓节流，实际上就是整顿吏治，清查账目。
吏治若清明，百姓身上的担子轻了，国力自然就会渐渐恢复，这也是大多数的继任之君，首要整饬吏治的原因所在。
但是，朱祁玉的身份和普通的继任之君不同，所以，相较于节流，他选择的是开源。
互市是一次尝试，如今看来，还是比较成功的。
那么，接下来，开海也是一条路子。
朱祁玉有往后百年的眼界，自然能够看得出来，大明在嘉靖末年，实际上已经气数将尽，但是生生出了个张居正，又为大明续命数十年。
而事实上，张居正改革，并非他一人之功，更重要的，其实是有隆庆开关的基础支撑。
一条鞭法，说白了，也是澄清吏治，其核心是将所有的赋税归一，缴纳银两。
很多人都会将注意力放在推行一条鞭法的难度上，但是事实上，一条鞭法最难的地方，不在怎么推行下去，而在于大明需要有这么多的银两，百姓手中需要有这么多的银两，才能真正实施起来。
而这一切，和隆庆开关脱不开关系。
所以，开海对于大明来说，不仅仅是互通往来，商贸繁荣，更重要的是，只有开海，才能真正的革除苛捐杂税的积弊，重整吏治。
更不要说，开海本身带来的经济利益，就足以让人动心。
但是，道理谁人都懂，可真要做起来，却并不简单。
且不言海禁乃是祖宗家法，就算是绕过这一条，单论开海的实际难度，也并不小。
和互市一样，开海首要考虑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安全问题。
当初朝廷禁海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海盗肆虐，这个问题，迄今为止，也没有解决。
郑和七下西洋，除了煊赫国威之外，其中也不乏要剿灭海盗的意图在。
但是，这显然很难，海上风波诡谲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加之海疆辽阔，远胜于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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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一个王朝走到末期，逃不开的就是财政问题，大明自然亦是如此。
当然，这句话反过来说，也同样成立。
当财政问题严重到火烧眉毛的地步的时候，一个王朝也就该走到穷途末路了。
游荡百年，朱祁玉亲眼见过，自己那位穿着打补丁龙袍的后辈皇帝，是如何的勤俭，但是，要知道，就在那位登基前二十年的时候，朝廷还能起万历三大征。
都说万历荒废朝政，苛收矿税，天启宠信阉党，一手遮天，可他们在位的时候，大明固然积弊重重，却不至于被逼的没有钱粮可用。
可到了崇祯年间，短短十年，大明的国库便空空如也，钱到哪里去了？
当然不会在百姓手里，不然的话，各地也不会烽烟四起。
朱祁玉虽然盘桓在紫禁城中，但是历经百年沧桑，他的目光比崇祯要透彻的多。
这些钱粮，无非是进了各地官员的囊中，进了那些走南闯北的商贾手中。
想那徐阶谓之清流，可家中田亩竟能超过二十万亩，数万织工，这样的人，被称为官场楷模，可以见得嘉靖朝的官场，已经烂成了什么样子。
数遍整个大明晚期，真正能称得上清流的，实际上也就海瑞一人。
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这个人，敢说实话！
治安疏里，海瑞写‘天下人不直陛下久已’，这是实话，事实上，最迟从嘉靖的时候起，大明的皇帝，就已经掌控不了大臣了。
嘉靖以权术闻名，将朝堂上下玩弄于鼓掌之上，但是，作为一个皇帝，朱祁玉仍旧觉得他是可悲的。
诚然，他能够稳坐帝位，和能够控制朝堂脱不了关系，但是，控制和掌控是不同的。
大礼议让所有人认清楚了嘉靖是一个怎样的皇帝，所以，嘉靖朝的大臣，一边畏惧帝威，一边又胆大包天，欺上瞒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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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嘉靖朝，看似歌舞升平，一切尽在皇帝掌控之中，但是实则不过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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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初到淳安县上任，海瑞便揭开了官场上最大的一块遮羞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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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一千四百二十七个县，一百六十三个府，三十二个州，一个个的官员，趴在百姓的身上吸血盘剥，恶之若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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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久了，嘉靖自己都相信了，安心在道观修道，岂不知，大明社稷，已在他手中走向了倾覆的道路。
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这也是朱祁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话。
朝无正臣，天子必受蒙蔽，即便帝位坐的再稳，眼不见百姓苦难，耳不闻天下真相，则社稷终将崩塌倾覆。
正因于此，很多的手段，朱祁玉不愿去用，有些底线，朱祁玉也不愿去破，所以很多时候，他选的是更难走的路。
可是路越难走，或许正意味着，那是对的方向。
道德经有云，治大国，若烹小鲜，须得时时刻刻谨慎小心，不可放肆妄为。
所以即便是看过了百年风云，朱祁玉在推行每一项政令的时候，依旧斟酌再三。
母庸置疑，这其中，财政问题是重中之重。
治国之道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，最紧要的，无非财政与吏治而已。
国库有钱有粮，官员能奉公自守，国力自然蒸蒸日上。
上林苑一事，说白了，是吏治的问题。
朱祁玉心里清楚，像是陈庸这样的人，朝廷里大把大把的。
身在一个冷清衙门，前途无望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捞银子，保官位，贪腐行贿两项全能，但是唯独不会好好做事，这其实是如今很多衙门的现状，尤其是地方上，这种状况并不罕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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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前倒太宗，仁宗，宣宗朝，别的尚且不说，至少吏治尚算清明，这其中既有洪武朝严刑峻法的威慑，也有历代天子的约束。
但是到三杨逝世，朱祁镇偏听偏信，任由王振擅权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吏治便受到了彻底的破坏。
王振大肆收受贿赂，凡入见者，少则需进百两，多则上千两，令官场之上，行贿之风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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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人到任之后，对上阿谀奉承，大行贿赂之风，对下盘剥百姓，消耗民力，令官场风气污浊不堪。
朱祁玉当然能看得出来，刚刚在殿中，陈镒感叹于他对吏部的轻拿轻放。
但是，除开对王文的偏宠，朱祁玉更清楚的是，去岁的京察，本质上并不是一次彻底的以澄清吏治为目的的行动。
那个时候，他刚刚登基，朝中有大量顽固的太上皇一党，与其说那是一次整饬吏治的行动，其实更像是以吏部为尖刀排除异己。
不管外界如何议论，但是朱祁玉自己，对于这些事情，认知是很清晰的。
那次京察，衡量官员的标准除了才能，德行，更重要的是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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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朱祁玉心里也同样明白的是，很多时候，道理和利益，是要取平衡的。
他当然不是朱祁镇那样任性妄为的君主，也不是嘉靖那样只顾利益的权谋之徒，但是，这不代表，他是一个只会拘泥于道理的君子，该变通时变通，该持正是持正。
朱祁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么，坚守本心，一切就不会出错。
至于这其中的取舍得失，是一个君王也必经之路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并非整饬吏治，那么，拿这一点来苛责王文，显然是不妥的。
只不过，这些话，明面上不能说出来而已，落在朝臣的眼中，也只能是天子对王文的偏爱了。
当然，即便京察的核心目的不是整饬吏治，但是，也对澄清官场是有一定作用的。
至少，朱祁玉能够担保的是，如今的朝堂上，重臣当中，大多是能够持正的。
似于谦这种纯纯两袖清风，家无余财，全心全意为大明奉献的道德模范就不说了，其他的重臣，诸如沉翼，陈镒，乃至是江渊，朱鉴这些人，固然性格各有不同，立场也有殊异，但是至少在德行一道上，是没什么大问题的。
当然，身为朝廷重臣，他们也不可能跟于谦一样，纯靠俸禄过日子，常例银子，炭敬冰敬之类的灰色收入，该有还是有的，不过贪污受贿这种事情，基本是不存在的。
这一点，朱祁玉是有把握的。
这也是他迄今为止，除了于谦和王文之外，鲜少对大臣有所偏宠，或者说基本没有将很多大臣收为左膀右臂的原因所在。
天子的信任，很多时候其实是双刃剑，稍有不慎，若是宠信的人德行不修，那么，便是奸臣奸宦，对于朝堂社稷的影响，是难以估量的。
天子居九重，不偏不倚，实际上才是最理想化的状态，可惜，这基本不可能做到。
而且，即便是朱祁玉能够谨慎自守，但是，如今能够保证的，也只有朝堂上重臣的基本操守，底下的很多官员，依旧旧习难改，上林苑之事，就是一次典型事件。
京城官员尚且如此，更不要提地方上，只怕更是严重。
这些事情，朱祁玉心中都有数，但是，作为一个成熟的帝王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沉着冷静，不能任性妄为，哪怕做的是对的事，也是一样。
借着上林苑监一事，朱祁玉原本可以掀起一场吏治整顿，但是，显然，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
吏治固然是一个大问题，但是，军屯，互市，漕运，赋役，朝廷当中亟待处置的事情有很多，还是要一件件来。
至于财政问题，它跟吏治息息相关，但又不尽相同。
还是那句话，历来财政，无非开源节流，所谓节流，实际上就是整顿吏治，清查账目。
吏治若清明，百姓身上的担子轻了，国力自然就会渐渐恢复，这也是大多数的继任之君，首要整饬吏治的原因所在。
但是，朱祁玉的身份和普通的继任之君不同，所以，相较于节流，他选择的是开源。
互市是一次尝试，如今看来，还是比较成功的。
那么，接下来，开海也是一条路子。
朱祁玉有往后百年的眼界，自然能够看得出来，大明在嘉靖末年，实际上已经气数将尽，但是生生出了个张居正，又为大明续命数十年。
而事实上，张居正改革，并非他一人之功，更重要的，其实是有隆庆开关的基础支撑。
一条鞭法，说白了，也是澄清吏治，其核心是将所有的赋税归一，缴纳银两。
很多人都会将注意力放在推行一条鞭法的难度上，但是事实上，一条鞭法最难的地方，不在怎么推行下去，而在于大明需要有这么多的银两，百姓手中需要有这么多的银两，才能真正实施起来。
而这一切，和隆庆开关脱不开关系。
所以，开海对于大明来说，不仅仅是互通往来，商贸繁荣，更重要的是，只有开海，才能真正的革除苛捐杂税的积弊，重整吏治。
更不要说，开海本身带来的经济利益，就足以让人动心。
但是，道理谁人都懂，可真要做起来，却并不简单。
且不言海禁乃是祖宗家法，就算是绕过这一条，单论开海的实际难度，也并不小。
和互市一样，开海首要考虑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安全问题。
当初朝廷禁海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海盗肆虐，这个问题，迄今为止，也没有解决。
郑和七下西洋，除了煊赫国威之外，其中也不乏要剿灭海盗的意图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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